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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华夏抗日游击战役的再认知,抗日战役中小编

浏览次数:110 时间:2019-10-14

  73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我军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这既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开始,也标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运筹的全新高度。

内容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战争样式,有效地打击敌人、发展自己,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逐渐将作战重心转向巩固占领区,敌后游击战争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战略任务,成为实现持久抗战、支撑战争全局的有效战争样式。从抗日战争全局来说,抗日游击战争开辟的敌后战场实质上是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中向日军实施的带战略性的“反进攻”,是处于被动地位中的主动出击,从战争形式上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把敌之战略包围变为我之战略反包围。

  73年后再回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与我党战略运筹能力密切相关。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并结合形势变化及时完成战略转换,为赢得全面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关键词:战场;抗日游击战争;抗战;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敌人;战略;战争史;日军

  因敌而变,而不是硬拼蛮干。抗战开始时,我党我军的力量非常有限,不仅不能和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也赶不上国民党军队的水平。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弱小的力量,却在抗战中越打越大、越战越强。我军“以弱胜强”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于高超的战略运筹。早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时,毛泽东就在1937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体现了我党对抗日作战的正确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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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几次大的会战打得轰轰烈烈,但并未挡住日军进犯的脚步。当时的战场实践表明,过去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运动战战略,已经不适用于艰苦复杂的全面抗战战场,而灵活的游击战争战略,又引起国民党对我党我军“游而不击”的指责,以及党内部分同志的困惑。在历史的紧要关口,毛泽东同志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战略文献,科学阐释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主动与被动、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面与点、消耗战与歼灭战等辩证关系,明确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3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关系,揭示了中日力量对比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战争进程从曲折到胜利的规律,得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不仅远超日本侵略者的预想,还走在历史前面,预言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提前勾勒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胜利路线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战争样式,有效地打击敌人、发展自己,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破击敌后,而不是撒手放弃。抗战初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针对日军攻势凌厉、正面战场节节溃退、交战线向我纵深及后方快速延伸的现状,审时度势地把我军的早期方针调整为“挺进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形象地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比作在沦陷区“做眼”(围棋术语),把建立战略支点比作“做眼”而投下的一颗棋子。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3个主力师分别部署在吕梁、晋西北、晋东南3个支点,在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扎根。1938年1月,叶剑英率先提出“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的战略性建议,预言“游击运动发展到有根据地时,可以由较大的游击战争形式,发展成为没有巩固后方可是有临时依托的运动战”。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挺进敌后,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并迫使日军将2/3的兵力用于后方作战。反观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然意识到敌后抗战的重要性,提出抗战决胜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并先后在敌后战场投入几十万重兵,但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抗战依然沿用正规军集中作战的套路,在复杂艰苦的敌后战场上很快消耗殆尽。

  作为战略选择的游击战

  积极进取,而不是坐等观望。纵观整个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战略决心是不同的。国民党早期的抗战立场是相对坚定的,但武汉会战后就基本放弃了战场主动,蒋介石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外反法西斯战场上,总幻想着在外国援助下打“顺风仗”,把重兵集团留在大后方静待观望,陷入“日军不进攻、国民党军队不反攻”的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思想,以积极进取的战略态势,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在内外线相互交织、日伪顽我犬牙交错的战场上坚持抗战,深入敌后“吃子”“做眼”,在防御、相持和反攻阶段争取主动,极大推进了抗战胜利进程。尤其是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在国民党军节节溃败,河南、华中大部及华南部分地区沦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施“绾毂中原,控制河南、皖北”“发展东南,控制苏、浙”和“发展华南”等战略决策,组织多支部队发起局部反攻。抗战胜利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从最初的西北一隅扩展到华北、华中数省,总人口近1亿。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才是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思想中,“游击战”和“游击战争”尽管有时混用,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分散流动的非正规作战形式;后者是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非正规战争样式,是为战胜强大敌人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形式。

  (作者:黑龙江省鸡西军分区梨树区人武部政委)

  全国抗战开始后,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这是在民族解放战争新形势下作出的必然选择。首先,抗日战争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生死对决,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客观上必须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政府抗战与民众抗战相结合、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才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首先,国民党军战场上节节失利的严酷现实表明,单凭政府抗战和正规战争,不可能战胜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其次,从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看,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总共不过五万余人,且武器装备相对落后,进行大规模正规战的条件不成熟;但人民军队政治素质高、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有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特长,即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人民军队充分发挥该特长,一方面能弥补在数量和装备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能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限制,进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华北和华中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当时,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正面进攻,后方空虚;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吏弃地而逃,原有政权随之瓦解;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进行保家卫国的武装抵抗。正是在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和深入分析敌友我三方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确定了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久,毛泽东又将其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方针,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与集中兵力实行大兵团作战、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是人民军队扬长避短、以弱制强的最佳战略。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推动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在致前方将领的电报中反复强调,只有游击战争才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38年5月,毛泽东专门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着眼抗日战争的全局,深入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战略地位及其战略指导问题。把通常只是正规战争辅助形式的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去组织,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颇为新鲜的事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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